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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訪-台北市淡江大學校友會資深校友口述人生傳記-董延齡 學長


渡海者之歌:

國醫董延齡先生傳記

        戰亂,是一件誰也不情願遇上的悲劇。亂世的悲苦無靠、顛沛流離的蒼涼無依,讓一眼最後的回眸,成了記憶之中幾十年都不曾淡去與遺忘的鄉愁印記。遠走故鄉的人,會在一個別異的島國學會如何,落地生根。但鄉愁的日夜的纏繞與懸念,卻從未忘過……。

        流離的時代,究竟給了他什麼?

        於是,在一個算是晴朗的三月天,我走訪了一趟關於他的生命記憶,也聽聞了一場又一場在大時代之中,無可避免的生離與死別。

        他,歷經了戰爭的慯與殤,逃離過一座又一座的城市,最後終於落腳一座東南海中的寶島──臺灣。

        他,在這一座溽熱的南語之國,舔拭著歷史留下的創傷。肉身的創口日漸癒合,但記憶竟皸裂成一面又一面,無邊無垠的黑海。黑海上,沉潛著的是家鄉的山與水,而繾綣在縫隙邊緣的聲聲吶喊,都是鄉愁的召喚。

         他,無一刻能忘去關於家鄉的印記,遂他日夜苦讀著祖父與父親留下的中醫古籍與經典,只為臨摹出他心中的家鄉模樣、氣味與那些被遺忘的故事。

他,延續了祖父與父親的腳步,懸壺濟世。他便是時時刻刻都樂在行醫、不忘助人的──國醫董延齡先生。

        董延齡先生用著一貫的鄉音,述說著那些關於歲月的故事。故事的脈絡,蜿蜒成了一曲河道。而我便在江河之上,拾起了生命的斷片,望見了旅途的風沙與塵土,沙塵如針刺目,疼痛難捱。我攆去眼睫上的塵霾,一滴滾燙的淚默然滴下,一滴淚成了一片汪洋。我在這片汪洋上,同樣歷經了一個倉促不安與荒涼的時代。以下便是董延齡先生的際遇與故事。

 

‧一輩字的遠走

        民國二十四年,我出生於山東省費縣(今平邑縣)的保定莊,是家中的長子。

我的名字「延齡」是父親替我命名的。「延」是依照家族的排行來定的。因為我打從出生後,我的身體便虛弱欠佳,於是「齡」一字,便是取其字義,希望我可以長命百歲、身體安康,且喊起來也十分響亮好聽、易記。我的名字,是父親對我一輩子的期許與祝福。

        我生長在一個傳統且保守的小­­農村裏,家裡的祖產有十多畝的田地,平時雇人耕種,生活算是小康。

        我的祖父 建文公,是一位赴京趕考的具子。但人算不如天算,誰也沒有料想到滿清末年,因為朝廷施行百日維新政令之關係,廢除了科舉制度。於是同我祖父一輩的士人,一時之間就算有滿腔的理想抱負,也沒有晉升、為國效命的機會了。

        在大時代的動盪之下,人力不可扭轉的改變,我的祖父在親友的建議之下,一面在村莊中的私塾教導村里的孩童讀書識字,一面則自己苦讀、研習中醫的醫理與藥理。未料,幾年之後,祖父便成為了村子裡頭頗有名氣的中醫師。

        而先父 子祥公和我,也因為祖父的關係,似乎冥冥之中註定了一輩子都要踏上行醫救人這一條路子。

        先父 子祥公在二十六歲的時候,於村裡開設了「育德堂中醫診所」,開始了懸壺濟世的生涯。隔年,先父和先母 楊繼貞女士由媒妁之言相親認識,進而結婚,組織新的家庭。

        我母親是一位十分清麗賢慧、嬌小溫柔的女子,她對小孩子十分的疼愛與愛護。我下頭還有一個弟弟──名叫延慶,以及兩個妹妹。

        小時候,雖然家裡的生活算是過得去。但看似安逸的日子,卻是隱藏著各種不安和恐懼。因為戰爭的關係,把許多重要的公共與交通建設都破壞殆盡,原本已經不是富裕的生活,則變得更加窮困。當地的土匪,更是三不五時的襲擊、打劫與迫害村人里民,擾亂我們安寧的生活。於是為了保住性命,「跑土匪」、「躲山洞」和藏在「夾皮牆」裏頭的日子,可謂是家常便飯。

        因為先祖和先父對於中醫都十分有研究,在當地也算是小有名氣的大夫。自年幼,在這樣的耳濡目染之下,中醫對我而言,是再熟習不過的事。如《本草備要》、《雷公炮製藥性賦》、《湯頭歌訣》、《脈訣》……等的書籍都是在我父親的督導之下,細心閱讀及背誦。於是中醫就這樣蟄伏在我的身體與記憶中,成為我生命中重要且無法磨滅的一部份。

        中醫是我一生重要的養分和信念。因此,在人生中諸多的不能掌握和未知迷惘之中,我還是走向了以中醫助人的這一條道路。

        年幼的時候,在自設的私塾讀過幾年的書,如《三字經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等經書典籍,都是在這個時候讀完的,也因此奠定了我初步的文學基礎。

        而原本父親打算在我讀完這些典籍之後,便送我去城裡接受現代教育。沒想到因連年不斷的戰爭,以致求學之路就此中斷。

戰爭期間,水深火热、生靈塗炭,許多生命都在這時平白犧牲。現在想來還是覺得十分不忍。抗戰結束後,共產黨伺機而起,城中駐紮的是中央軍,村里則是八路軍。於是保定莊便在此時陷入共軍之手。

        內戰期間,村民沒有一刻能夠平靜與安心,避砲火、躲警報,是每天都必須提心吊膽的事。生命都難以保存了,更別說讀書、耕種植栽這些事了。

        父親眼看家園淪陷,已經是無力可挽回的定數了。於是就這樣帶著我和弟弟延慶,逃離了家鄉,但母親和兩個妹妹則留在故鄉,沒有逃出來。我們一路從山東、曲阜、徐州、南京,到了上海、杭州,漫無目的跟著大批難民,向南逃竄。

        當時先父心想,戰爭很快就會結束了,待戰爭結束後,便可以再回到家鄉去。因此沒有帶走太多的家當、也沒有周詳的逃難計畫。未料,這一逃,便是大半個中國,且流落到了越南,最終落腳臺灣。誰也沒想到,這一逃,便再也沒見過我母親一眼了。

        這一趟遠走,就算我花盡了一輩子的眼淚去思念,也都無法回頭……。

 

流亡越南,行天涯

        猶記在逃難時的某一年除夕,大概是民國三十七年吧。那時的我已經十二歲了。我和父親以及弟弟,搭火車從南京到了上海。那時候「徐丰會戰」剛結束不久。由於中央軍(那時的稱呼)戰敗,遂漫天遍野都是往南方撤退的軍隊與隨軍撤退的難民;所以當我們下車的時候,上海車站擠滿了密密麻麻的人。這些人,四處流竄,且大多都是從北方流亡而來的難民。

        在那之後,便是一趟又一趟沒有目的的流亡遷徙。這裡停停、那裡走走。從上海邦北到杭州、搭過一趟途中鐵軌被共產黨扒掉的火車,也走過武夷山區,在山林裡因為迷路,差一點被老虎吃掉下肚……。之後,一行人浩浩蕩蕩到了閩北的「水口」,最後終於到達福州,一行人便在一間以前是法國租界地的破房間裡頭,暫時的安頓下來。

        平時都是父親出門討飯給我和弟弟溫飽。一日,父親生病,弟弟當時還年幼。所以便換我出門討飯回去給父親和弟弟果腹。

        記得那一日是上午的九點多,店家都還沒有開門。我在一家人的門前晃來晃去,很不好意思,不知道要怎麼開口,但卻也遲遲不肯離去。那家的老太太是一個很和藹的人,對我招了招手,叫我進到屋裡,並讓我坐到她身邊。接著便問我說:「小孩,你打哪來?」還問我「為何逃難?」。因為語言隔閡的關係,沒能說得清楚明白,老太太一開始還以為我們是做了壞事,所以才輾轉逃跑來到這裡。幸好老太太的兒子會說官話,也將這個誤會解開。

        老太太要我和他們一起吃粥。她盛了一大碗的桂圓粥給我,桂圓粥十分可口。臨走前問了問我家裡還有誰,我便詳實稟告,家中還有父親與弟弟,於是老太太又盛了兩大碗桂圓粥讓我帶回去,還給了我幾塊錢。至今那一份感動與恩惠,仍是無法忘懷。

        從那之後,仍是一連串沒有止盡的奔走。而因為國軍和共軍無情的戰火,被迫逃亡的我們,終於在民國三十八年,越過了鎮南關(即今「友誼關」),也就是中國和越南邊境的關口,出走中國、流亡越南,成為真正的「異鄉人」。

 

‧別叫我異鄉人

        翻過邊境、越過崇山峻嶺,來到北越後,我們又跋山涉水,歷經了許多艱難與困苦,才在途中遇見法國軍隊派出來接引我們的軍車。當地的居民看見我們衣衫襤褸、面黃肌瘦的樣子,很同情我們的際遇,覺得我們一行人十分可憐。於是不斷的往我們座車的方向丟來香菸、糖果等的物資。我永遠記得,當時正飄著綿長如絲的細雨,我們經過諒山後,法軍把我們載至到一處荒涼的地方。當時天色已經十分的昏暗,加上大夥兒皆已經精疲力竭,於是便隨意地找了個高處的地方休息。隔天起來,才知道法軍把我們棄於一處荒野,這荒野竟是一處處墳塋荒塚。如今回憶起來,仍覺得法國兵實在可惡!

        此後,我們便在北越的蒙陽待上了好一陣子,經雙方當局協商之後,便安排我們到南越的橡膠園工作。大人負責割橡樹,收集橡膠,都是一些較吃力的工作。而婦人和小孩則是作一些零碎的庶務和撿拾膠皮的工作。

        當時越南是法屬殖民地,所以法國人對越南人是相當的殘忍、不人道,經常對越南人拳腳相向;而法國軍人對待我們這一群從中國流離失所、輾轉而來的中國人,竟當成了越南的亡國奴一般,對我們百般迫害與欺辱。但因為我們好幾次激烈的集體抗爭,展現了我們誓死捍衛人格與尊嚴後,法國人對我們的態度,才稍稍的好轉一些。

        大人們平時都在橡膠園裡工作。而學齡的孩子,則在園中設立的小學中讀書識字、接受教育,因此我在那邊也接受了幾年華僑教育。

        當時父親因年事已高,所以不能勝任吃力的粗活,而弟弟和我都還年幼,大人的工作根本負擔不起,只能做些雜工,或撿撿流落在地上的橡膠罷了。然而這樣的工作,根本無法維持父親、弟弟和我三個人的基本生活。

        於是我利用工作的閒暇時間,豢養了一百多隻雞,又開墾了一些土地,種植了不少青菜。這些青菜因為土壤肥沃的原因,所以栽植出蔬菜作物都長得十分肥美與可口。而吃不完的青菜,我都會拿去分送給鄰居,與大家分享。大家就這樣相互幫助、互通有無,度過了將近三年的橡膠園生活。

        雖然在越南橡膠園的日子,算是過得安穩。但我們的心裡頭仍然無法認同這一塊土地,我們還是想要去臺灣,於是歷經了好長一段時間的爭取、抵抗,並表現了視死如歸的決心,捱過了種種無法想像與無可避免的危難、折磨之後,終於離開了越南、離開了橡膠園的生活。在一連串的心急與不安、趕路與航海,經過了七天多的航程,我們終於到達臺灣;在一個晴朗又濕冷的下午,從高雄港登陸。

 

異鄉是故鄉

        時光荏苒、歲月流轉,離開故鄉後,輾轉流離中國各省、越南,之後來到了臺灣。初到臺灣時,是從高雄港上岸,落腳的這一年,正好是民國四十二年。當時的我已經長成一位十六、七歲的青少年了。掐指一算,在這一連串看似永無止盡的奔走逃亡、挨餓受凍、流離失所的日子竟已七、八年了,也離開故鄉七、八年了、思念母親七、八年了、懷想故土七、八年了……。

        我們在高雄港上岸後,港都邊傳來陣陣悠揚的廣播聲,廣播的內容都是一些勸慰以及鼓勵我們的話語,同時也播放著許多音樂、與愛國反共歌曲,歡迎著我們的歸來。那些字句與歌聲,雖然簡單,但卻讓我感動不已,也撫慰了我久經創傷的心靈。

        來到臺灣時,彼時政府的能力十分有限,於是只能供給我們前兩個月的伙食與居所,兩個月後,便要我們自食其力。父親帶著我和弟弟,從高雄坐火車到台北打算投靠舅公劉作義先生。但因舅公當時的處境也不是十分充盈寬綽,還要負擔與照料父親與我兄弟倆的生活起居,實在強人所難。所幸之後有同鄉翟醒宇、王錫祿二位先生的鼎力相助,才讓我們度過了這次難關。翟醒宇先生還特別幫我們與當時台北市市政府交涉,讓我們能有簡便的宿舍可以棲身。在那之後父親、我與弟弟,就在政府給的空地上架了支柱、搭起了棚子,便有了暫時的棲身之處。

        那時的臺灣,物質與生活品質皆十分的貧乏,父親只能靠著拾撿廢紙來維生,而我和弟弟則是以撿破爛來分擔家計。偶爾我們也會去排隊,領取美國發放的救濟物資,例如麵粉之類,以彌填物質生活上的匱乏與不足。

        讀書求學,做一個有內涵的人,一直是我父親對我的期許,但卻也是他心中永遠的遺憾。因戰爭的關係,環境十分的惡劣,諸多的際遇迫使我中斷學業。於是到臺灣之後,父親替我到教育部申請了「教育部特設員林實驗中學」就讀,這一所學校是專門收容因戰亂而被迫流亡、中斷學業的子弟。父親希望我可以透過這次的機會,重新恢復學業,認真讀書,成為一個智識與能力兼具的人才。

        然而,在家鄉我只接受過舊式的教育,流亡在越南的期間,也只讀過一兩年的華僑教育。所以當初復學時,課業的進度有點落後。但在那之後,我靠著自己的努力不懈和一份感念的心,一有時間便把握讀書的機會,於是後來我迎頭趕上,並在班上名列前茅,且是以優異的成績保送高中部就讀。

        高中畢業後,我還是參加了當時的大學聯考,錄取台大的夜間部,但因經濟困窘,繳不起學費最終我還是放棄了入學就讀的資格與機會。於民國四十九年,考取了郵局的郵務佐,並在郵局服務、奉獻了我大半輩子的青春歲月。

 

‧淡江歲月,流水年華

        民國五十三年之際,當兵的同袍好友譚君,邀我一同去參加大學夜間部考試。當時我心想,當年高中畢業,我考取了台大夜間部都選擇放棄不讀,並決定要將心力全放在郵局上,好好的努力工作。而事隔多年之後,要我再重拾書本,參加考試,早已心有餘而力不足了。

        但是在他殷切的邀請之下,不好拒絕,再加上我深知學歷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,只是當時的情況,再再地不允許讓我繼續升學。於是,在一番考慮與掙扎之後,便決定跟好友一同準備大學聯考。

        生命的際遇,總是奧妙。放榜之際,我錄取了當時還未更名為淡江大學的淡江文理學院中文系夜間部,而那位當初邀我一同赴考的同袍卻未上榜。當時我以為這便是命中注定的,冥冥中安排我進入淡江文理學院的中文系夜間部就讀,於是便展開了我大學的求學生活。

        選擇就讀中文系,除了是小時候就對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等中國文學經典的熟稔和打自生命底蘊的熱愛之外,就是因為當時入學時已三十多歲了,白天要在郵局上班,幾年之後也有了妻小,早已沒有多餘的心力去選擇其他的專業領域就讀。但是,大學的求學過程中,我則盡心盡力,從不鬆懈。此外在修業的過程中,我甚至選讀了像是經濟、心理學、西洋哲學等其他領域之學科,來充實自己的內涵以及思想,開拓自己的生命視野與格局。

        在淡江讀書的這段日子,我每天都要騎一個多小時的腳踏車來回上下課,且不論颳風或下雨,我從來都不翹課。在淡江求學的過程中,遇到了許多學術豐厚、教學嚴謹的好教授,他們都給了我許多啟迪與鼓勵。當時教授我這些課程智識的教授分別是:文字學郎峻章教授、聲韻學許世瑛教授,而訓詁學則是林伊教授和陳新雄教授、古文觀止李宏基教授、詩選為黃錦鋐教授、史記是謝鴻軒教授,而教授我中國文學史、昭明文選、韓昌黎文集的是廉永英教授。

        這些科目對於我而言,並不陌生,其中像是專書、詩選、詞選、昭明文選……等,都是我所喜愛的。而這些科目中,惟一讓我感到吃力的是許世瑛老師教授的「聲韻學」一門課程。

       「聲韻學」一門課程之所以會對這一門科目感到有些許的吃力,絕對不是因為老師教學不夠好,而是因為我自身的──鄉音難改。

        我是在山東省費縣出生、成長的,又再加上童年時候的逃命流亡。我的語言,都因為不同的生活環境、生命背景,而漸漸有了些許的不同與改變,因此我的口音攙雜著各種不同的音聲,而那些都是生命之中,無法抹去的歲月與記憶。一如我這一口的鄉音,儘管離開了家鄉數十載,還是如此的重,重的難以置信、重的令人深刻又無奈。

        而聲韻學所講授的是以官話、雅言,聲調分為四聲為基礎。對我而言,那樣的語言、音聲類型,都不是我熟悉的,自然是無法心領神會。只能靠不斷的記憶和背誦。

        此外,還記得有一次李宏基教授曾帶著班上的同學去故宮參觀旅遊,將教學與課本上的經驗與實際生活相結合。那一次的遊歷與同學的聚會,是非常溫馨與開心的一次經驗,也是在大學生活中,一段最美好與豪奢的旅遊記憶。

        而在淡江求學的過程中,廉永英教授是一位影響我極深的老師。記得在畢業多年後的某一次拜訪,我向廉老師提及我工作閒暇之餘,在研讀中醫的事情。廉老師肯定的說:「讀中文系的人,學中醫是最好的。」因為中文系在學校所接受的薰陶與培養,讓我更能夠體會到古人及經典的智慧結晶。

        當時廉老師,要我加倍努力。因為老師的肯定與鼓勵,我便更努力地往中醫這一條道路上邁進,勇往直前。

 

‧愛,別離

        民國五十五年,我在所任職的郵局結識了我太太─何秀美。當時的我是在台北漢中街郵局服務。她則在東南電影月刊社工作,經常到郵局寄送信件、包裹。那時她才二十歲左右,臉蛋圓潤、膚如凝脂,體態稍稍豐腴,而且十分的可愛。

        有一次因為她要寄一支口琴給她的朋友,當時她只是用報紙簡單的把口琴包裹起來,我跟她說要裝在盒子裡頭才可以寄送。沒想到這一支口琴,竟牽起了我倆之間的情緣,揚起了日後幸福的樂章。

        因為經常在郵局遇到她,自然對她產生了莫名的好感。我終於鼓起勇氣,開口邀她去看電影,沒想到她竟然答應了我的請求。而也因此,我們逐漸的開始由彼此熟悉,進而交往。

        只是沒想到,我的父親在這段期間,竟然罹患了癌症,住進了台大醫院。而我白天要在郵局上班,弟弟延慶則正好在台中服兵役。當時的我真的是分身乏術,也十分苦惱。因為根本沒有充足的時間跟心力,可以給我父親一個完善的照料。

        我太太當時與我仍只是朋友的關係,並無任何的婚定與約束。但她卻義無反顧的全心全意照料我的父親。於是白天由她看顧,晚上我從郵局下班,再與她分擔交替,換我照護。雖然,只有大概一個月的時間,但這一份情意,卻是永遠珍藏在我的心中,是我一輩子怎麼樣都忘不掉的記憶與畫面。

        當時為能竭盡全力的照顧父親,我暫停了淡江的學業。且身為長子的我,成家立業,一直都是我父親的心願。於是我決定與我太太在這時共結連理,組織家庭,就是為了讓我父親能心安且了無遺憾與牽掛。

        當時因為生活並不寬裕,加上父親的病重,我們的婚禮只草草宴請了三桌客人。然則,我父親最終還是沒能到婚禮的現場,看著準備為人夫、邁入人生另一個重要階段的我,並給予我祝福。且父親最後還是在我新婚不久後,便離開了人世,結束了他顛沛流離的一生。

        這些年來,父親帶著當時還年幼的我和弟弟,一路從家鄉逃到了越南,輾轉來到臺灣。他的一生,歷經了滄桑、飢寒與苦難,也看盡了人世間的悲歡與離合。一輩子都處在戰亂烽火中,過著辛酸艱苦的日子,還奉獻了自己的青春、歲月與生命,在照顧我和弟弟。而當我正努力勾勒與建築我的人生,正要讓他過安逸舒適的生活時,卻悄然辭世。這樣的衝擊、這般的遺憾,一直是我心中永遠無法磨平的瘀痕與創傷。

        但人的生命與際遇從來都不是我們自身所能去掌握與安排的。而幸福與好運什麼時候會來敲門,也是我們所不能預知的。就在父親辭世的隔年,我的生活、人生正處於灰黯與低潮。但卻在這時我通過了「郵務員升等考試」,且在同一年,我恢復了淡江文理學院中文系的學籍,繼續我的求學生涯,努力完成父親對我的盼望與期待。

        當時我在郵局工作的薪水,不算豐厚。但卻要負擔學費、房租,還要養家。所以那時的生活情況,算是十分的窘迫,而困頓。

民國五十七年,我在信義路租房子,租的是當時台北市第一批國宅。後來,房東太太說要把房子賣給我,在幾經思量之後,便決定把房子以私人分期付款的方式買了下來。

        簽約的那一天,我的長子運昌正巧來到了這個世界,為我的人生帶來全新的希望。兩年之後,我第二個兒子運鵬也相繼出生,來到這個世間與我作伴。

        這段日子,因為孩子的降生又要負擔房子剩下的尾款,可說是勒緊褲袋在過日子。而我太太也開設了打字行的工作,以分擔家計。但沒過多久,因為生意不好,她就把打字行收了起來。

        現在回想起當時的生活,可說真是十分的辛苦,卻也是甜蜜的折磨。因為身邊有妻子和一雙兒子的陪伴與支持,再多的艱困與心靈上的煎熬,都不算什麼了。他們總是給我十足的勇氣與力量,讓我能無後顧之憂的奮勇向前。

 

‧宿命的綻放

        開始研讀中醫,一方面是因為那一份打從生命底層對於中醫抹不去的情感與記憶。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我自幼體質不佳,再加上長期以半工半讀的方式完成學業,以致身體十分的勞累、疲弱。

        於是在閑暇之際,便重拾祖父與父親遺留給我的中醫典籍,開始自己研讀,希望可以藉此明白養身之道。更重要的是,如此一來,也可以透過我自己對於醫療保健的知識,替身邊的親友提供義務性的醫療與保健的方法。

        當我一人埋首研讀祖父與父親留下來的中醫典籍時,在因歲月而泛黃的書頁、歷經流亡而斑駁的文字中,彷彿一次又一次的看見了祖父和父親──他們二人對於生命與理想,曾有過的努力和歲月的刻痕。一字一句、一捺一撇都是鄉愁的召喚。但這也給了我努力不懈、堅持不放棄的勇氣與信心。而在這之中,原本漂泊的靈魂,終於找到了一個可以寄託和安放的處所。

        當時的我,仍在郵局任職。記得民國五十八年左右,由日本開始傳染蔓延的「豬瘟型流行性感冒」,疫情快速的在臺灣散播開來。當時的臺灣,各個機關學校,為了要控制疫情、保護人民生命安全,實行了全國放假與停課的政令措施。

        而我郵局的同仁,也幾乎都不敵病毒的侵襲,紛紛出現身體不適的狀況。其中四人去台大醫院就診,但是病情遲遲未見好轉。

另外四人看我平時在研讀中醫的書籍,便找我醫治。起初我並不接受,因為這攸關人命,且平時只是閱讀書籍,並未有實際的臨床經驗。但在他們的央求之下,只得接受了他們的提議。

        首先,我替他們診脈。診脈的時候,依照他們的脈象所反映出的,便是古時候的「瘟病」。我依照書集中的藥方,以及每一個人的情況之不同,調配出了「銀翹散」。而他們在服藥後的二、三天,竟都痊癒了。

        且其中有一位何先生。吃了第一帖藥後,睡到當天下午四點,起床後便覺得身體輕鬆許多,也變得有精神了。他打電話告訴我,他已經痊癒了,問我還要不要服用第二帖藥劑。我告訴他病既已痊癒,自然是不用服用第二帖藥了。

        有了這次的經驗,除了讓我對自己更有信心之外,也促使我更相信中醫的醫理與療效。此外,我醫治好同仁的事情,在郵局內逐漸的傳開,許多人紛紛要求我替他們診病。也因此更喚起了我對中醫的熱愛與興趣。從那時起,我便下定決心,繼承家族的衣缽,繼續完成祖父以及父親的一生志業。

        起初因為生活的冗忙與壓力,實在是沒有多餘的時間和心力好好的深究鑽研。但因為鄰居李雲昇先生的熱切請求,於是便和他一同準備中醫師的檢定考試。

        臨考前,我依照自己的規劃和進度,一步步仔細的準備中醫師的檢定考試。應考當天,是以輕鬆的心情去面對,幾乎沒有壓力。而李雲昇先生覺得第一天的考試太難,恐怕不太有希望,遂放棄了第二天的考試。而我並不覺得試題的難度超出我所能負荷的範疇,於是以同樣的心情,順利的考完了第二天的考試。

        考試的事情,我並未放在心上。放榜時,我正入闈協助郵政升等辦的考試,在闈場內,同仁告訴我,我才知道我考取了中醫師檢定考考試。

        當我知道自己通過了中醫師的檢定考試,心中的驚喜激動,非三言兩語所能形容的。但是另一方面,我便下定決心要,全力以赴,加倍認真準備接下來的中醫師特考。

        我本打算花三年的時間,拿到中醫師特考的執照。在準備考試的期間,我製作了許多的標籤字樣,黏貼在我會經過的每一個地方。每當我經過貼有標籤字樣的處所,便記誦一次上面的內容。我便是以這樣的方式,將繁複、雜蕪的的中醫理論、藥物特性……等專業知識與理論,熟記起來。

        也許是運氣好,但也也許是我的努力被上天看見了。或許我那年的考運特別的好,因為其中一題,成為了我順利錄取的關鍵。題目是這樣寫的:

       「麥門冬湯」其組成如何?主治何病?加「半夏」之功用何在?

       「麥門冬湯」的組成與成分我自然是知道的,至於是治療怎樣的病症,我也是清楚明白的。但是問題就出在「半夏」上頭。我並不知道,麥門冬湯加上半夏,會起什麼作用,又能化解什麼症狀。

我只知道「半夏」一般的功用是專治咳嗽、化痰。但是我心裡明白,題目決不會是如此簡單,一定暗藏了怎樣的玄機。於是我思量了許久,突然靈光一閃,心中浮起了八個字:「調和胃氣,而降逆氣。」

        結束考試之後,回家翻書查考、核對。而書中的詳述、解說,竟和我的答案「調和胃氣,而降逆氣」不謀而合。

當年放榜的時候,總共錄取六十四名,而我以第六十一名的位次,成功取得了中醫師特考的資格。

        回想起這一路備考的過程,真是艱辛難捱。但是能夠一路的過關斬將,順利取得中醫師的資格,已經是何其有幸了。而那些身體的辛勞、心靈的磨難,自然都在,這一瞬間得到了應該有的代價和回報。

        不久之後,我找了幾個中醫老師來教導我臨床經驗。針灸是請朱訓老師指導,南懷瑾教授則是教我《易與醫》方面的課程,透過易經和學理的結合,有助於我診斷與開處方時邏輯思考。而處方學和藥物學則是請來自韓國的明義法師指點的。

        因為我生長在一個中醫世家,從前在祖父以及父親的教導下,對於中醫的理論有一定的基礎和認知,再加上有這些醫術高明的老師們細心的指導。於是很快的,我的醫學知識和臨床經驗緊密的結合在一起,我的醫道也因此得到了許多的啟蒙,甚至因此精進了許 多。

        考取中醫師執照後,我並沒有馬上開業,而是堅守我的本業,繼續在郵局服務。只有在工作閒暇、空餘之際,會幫朋友、同仁看病解痛。

        民國六十九年,當時一位名叫李文齋的老立委,因不慎跌倒而陷入昏迷,工作人員雖有馬上將他送到中心診所急救,又轉入榮總。老先生做了許多檢查和諸多的物理以及藥物等治療,但都沒有起色,仍是昏迷不醒。

        老先生的主治醫生跟其的夫人說,老先生年事已高,治癒的機會不高。於是老先生的夫人遂替他辦理出院,進而轉求中醫的協助與治療。

        因緣際會之下,郵局的同仁祁國祥先生要我替李文齋先生看病。當我到了大湖山莊出診時,我以「醒腦開竅」的針灸法,以及「黃耆五物湯」兩種方式,來給李文齋先生治療。

        首次下針之際,嚇了我好大一跳,因為李文齋先生竟全身抽搐發抖,第二次下針,他的意識已經逐漸恢復,接著第三次、第四次的治療。待到第四次治療時,李文齋先生已經可以動身起坐了。

        這樣的療程,反覆歷時大約二周,李文齋先生即慢慢的康復了。等到痊癒時,李文齋先生到立法院走訪,想見見同事及老友。到了立法院時,同仁們看見他是走著進來時,全體起立鼓掌、致敬,真摯的歡迎他的歸來。

        在一陣歡呼鼓掌之後,許多人都問是誰替李文齋先生看病醫治的。於是,一時之間我的醫術又再一次的受到肯定,且聲名鵲起。此後在李委員的聯署提議下,立法院設立了中醫醫務室,便邀請我主持、看診。

        在那之後,北區郵政管理局也成立了公家機關第一間中醫醫務室,隔年郵政總局也相繼成立中醫醫務室,都是由我幫忙定期看診。此外,因為我替當時考試院秘書長王曾才博士的太太治好久年的頭痛痼疾,於是他便邀請我到考試院設中醫門診幫忙看診。

        自從醫治好李文齋先生的病後,就受邀到各個國家機關的醫務室,設診看病。

        於是這段期間,兼差不斷,相當的忙碌,但是生活也因此得到了大大的改善。民國七十五年,我在敦化南路買了房子,充當診所,晚上替人看病服務。

         民國八十四年,我自郵局退休,雖然卸下此一職務,卻又有了另一新的身分──堉琪中醫診所院長。

 

‧使命的重量

        堉琪中醫診所是屬於宏國企業。當時我並無與宏國企業有任何的淵源關係,是經中國醫藥學院(現改為中國醫藥大學)黃維三教授的引薦,才認識了宏國企業的公子林鴻志等人。我在聽過林鴻志先生的理念之後,覺得立意甚好,於是允諾自郵局退休後,出任堉琪中醫診所院長一職。

        在任職期間,我應聘受邀前往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替該國的總統看病,因為治療之後,病情有明顯的改善與進步,於是總統身邊的皇親貴族,也都紛紛前來求診。

        而這一趟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行醫之旅,總算是沒有丟國家的臉,也替國家樹立了良好的形象,打開了兩國交好的第一個脈絡。在此之後,我也去過加拿大僑社替當地的華僑義診。

        我在與宏國堉琪中醫診所約滿後,便按照當初的協議卸下職稱。退休之後,我開設了「國醫董延齡診所」為大眾服務看病迄今。

        這段日子,我仍四處行醫,接觸了各種疾病與苦痛的病人;小至黔首黎民,大至王公貴族,如西班牙的議長、副議長,菲律賓的副總統夫人,寮國的參謀總長陸軍總司令,中南美的外交使節……。這些出訪外國的經驗,除了增加了我個人的閱歷之外,我亦替國民外交盡了棉薄之力。

        退休之後,我秉持著不忙不閒的的生活理念,即忙碌之中要有適當的休息娛樂,在勞頓與歇息之間取得平衡。而我的保健之道時分簡單,就是每天花一定的時間舒展身體,做我結合了多家說法和我自身累積多年經驗、心得而創發出來的一套保健運動──董延齡保健功。此外,我也學會靜坐,以靜心來養神、養生、養息。

        平時的我也寫書,至今我已出版的書籍有:《國醫董延齡開藥方》、《延齡醫談》、《中醫保健與臨證經驗》、《從H1N1新流感談中醫急病診治》、《雜病診治經驗談》、《打開優生之門》等書,且最近又出版了一本《生出優秀寶寶》;此外,我也經常出席各種的演講活動。

        我出書和參加演講的目的是為了推廣中醫,和樹立醫療的正確觀念。讓大眾知道,醫療本該是顧及全面的,而非將身體分成很多個區塊,分別醫治,這只是治標,卻不治本的方式。我透過這樣的形式,將我數十年的行醫經驗以及心得,分享給大家,一方面是希望自己可以對這個國家有更多的回饋與貢獻之外,另一方面便是期盼社會大眾能扭轉對於醫病的錯誤看法,以建立健全的醫療觀念,並了解中醫精深廣博的智慧。

        除此之外,我將個人數十載的行醫經驗加上古老的中醫精髓,「打開了『優生』之門」。國人對於優生學的智識,多半是源於國外的著作。但其實中國自古以來便對於「優生」即特別重視,亦流傳了諸多關於「優生」的片段知識。於是我結合了歷代各朝的資料典籍、彙整我個人的醫術經驗並揉合了中國陰陽五行的概念,建構了一套「優生學」的理論。在這套理論中,我除了重視嬰孩的體格、智識發展外,更注重情緒及品行優生;此外,母親懷孕的過程,更是格外重要,於是從運動、飲水到如何維持體內最佳平衡狀態和情緒的管理,從生理到心裡、飲食到生活,我都有一套完整且獨特的見解與十分詳細的說明。

        我的「優生學」概念,是結合了數十載以來,我對人體與中醫之間關係的觀察與研究、人體的陰陽五行、情緒管理、體質與飲食以及遺傳與基因學……等的理論架構而成的,且我更希望父母親們了解生育與教養正確的責任。我的理念,是要關照「全人」,而非只重「局部」,因為唯有如此,才是真正的「優生」,也才能讓每一個來到這個世界的新生命與他們的父母們,擁有一個幸福的開始、嶄新光亮的未來。

        最近我結合電視影劇界的專業人士,並在企業家邵先鵬先生的資助下,拍製了一部關於醫療的電視紀錄短片─〈現代優生八部曲〉。我希望能透過這種方式,將正確的優生觀念傳播出去。

        另外,我平常也會看看平劇、崑曲,其中如《三國演義》、《牡丹亭》等劇曲都是我所愛的。觀賞平劇、崑曲可以調劑我的生活,因此為呆板的生活步調注入些活水,生活也因此綻放出不同的色調與光彩,雖然平凡但卻充實無憂。

 

‧旅人的

        我今年七十七歲(民國一百年)。民國二十四年,出生在山東省費縣。民國三十八年,因為一場戰爭,迫使我放棄自己的故鄉和家人,成了一個永遠流浪的異鄉人。

        我歷經過兩次中華民族的大災難;一次是對日抗戰、一次是國共戰爭,於是我看盡了人世間最無情的悲歡離合。我在中國出生、成長,為了保存生命,而逃難寄居過許多城鎮、走過異地的荒野田埂、跋涉過他鄉的河川與山巒,最終在臺灣落腳,且將終老一生。

人生實難,這一路走來,沉潛與蟄伏了太多的擺盪不安與生命之中不可承受的慯與殤。一次次的生離與死別,都耗損著、折磨著我的肉身與靈魂。但,咬緊牙關,終究還是走了過來,我的生命在一次次斷裂與轉折之中毀壞與新生,卻也因此,領悟了關於生命的意義和價值。

        於是當我在面對我往後的人生時,總是以《中庸》的態度與思想去坦然以對。看過了這麼多的紛亂、生命之中稍縱即逝的風景,才明白「致中和」的意義和重要。

        我走過起伏的丘陵、穿過涼蒼的原野、躲過戮殺的戰火、行過天涯、到過海角,更遇過最摧折人心的苦難、也體驗了人性的脆弱與堅強。但,我也擁抱了人世間的許多美好與幸福。在我有生之年,我活過了人類的千禧年,又經過了人類的跨世紀,也參與了中華民國一百歲的誕辰紀念。在這些看似在歷史的長河之中的微不足道的片段裡,卻都是我生命之中再重要不過的時光刻痕。每一道印痕,都是我對故鄉無盡的思念、對父親、母親無以回報的恩典。

        回首仰望著我這輩子的斑駁歲月,從山東、越南到臺灣,一路上跋山涉水、篳路藍縷、披荊斬棘,冬來秋去俱無蹤。白天逃亡趕路,夜宿荒山田埂間,連在夢中都勾勒不出天明的曙光與溫度。但就在這一次又一次的翻山越嶺中,我尋覓見了沉潛在宿命這座汪洋之中,最底層最底層的奧義與深邃。而我也找到了關於生命的靈光與信仰。

        早年的歲月中,銘刻著沉痛的記憶往事。記憶中,攙雜、烙印了許多一輩子也無法抹去的悲慟與折磨,但對於上蒼如此的安排,我並不怨尤。因為對我而言,能和父親、弟弟延慶漂泊,而後停靠臺灣,並在此過著算是平安的日子、在有生之年遇見對我不離不棄,全心持家、養育孩子的妻子秀美、擁有兩個讓我至感安慰的兒子運昌和運鵬,且在中醫的領域裡又小有成就,能讓祖父、父親的志業得以傳承、延續……,這些都已足以讓我倍覺欣慰與感恩了。

        至於生命之中,那些不可免去的或大或小的遺憾與際遇,就都讓它們還諸天地吧。

 

◆圖:於馬來西亞,美國自然醫學研究院院長吳恆瑞先生頒發院士給董學長。

◆圖:淡江大學六十一週年校慶蘭花展,與周新民學長合影。

  

◆圖:於台北科技大學義診,幫一百零八歲老太太把脈。